1、佛教初传
佛教于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中国。其传播的线路，除了陆路由西域而到中原、江南外，还有经过海路到达吴楚的线路。而九华山正处于“吴头楚尾”的中间区域。“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
三国时期佛教传入吴地丹阳郡（指今安徽东南部）沿江一带。东晋时期始传九华山区。据明嘉靖《九华山志》记载，东晋隆安五年（401），天竺僧杯渡至九华山化城峰（今九华街）始建茅庵，曰“九华”。清嘉庆（《大清一统志·池州府志·仙释》）又载，安帝隆安五年，杯渡从安禅峰卓锡化城之址，始创道场，传为佛教开山第一人。
继杯渡之后，梁武帝天监二年（503），有僧人伏虎至九华山，居拾宝岩，新辟道场。梁伏虎禅师“天监初居九华……建道场于拾宝岩侧”。当时虎患盛行，自伏虎禅师来后，虎患始息，故其寺庵名“伏虎庵”。
东晋至隋朝，九华山虽有零星僧人卓锡，传播佛教，但影响甚微，未成气候。
2、唐代佛教
唐代，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九华山佛教因运始兴。僧人相继进山弘法。
唐开元末（约740一741），“有僧檀号，张姓，自郡馆至（九华山），为乡老胡彦请住，广度男女；触时豪所嫉，长吏不明，荧其居而废之”。释张檀所建之寺，名曰化城。张檀“广度男女”，虽为当地民众接纳，但遭时豪长吏不明就里而荧废化城寺。值其时，新罗僧地藏渡海来华，至九子山（九华山）中，宴然独坐，苦行修持，一方善信，悉皆宗仰。至德初（约757），山下长老诸葛节等捐款买下“谷中之地”（僧人檀号化城寺址），为僧地藏兴建殿宇，“当殿设释迦文像，左右备饰，次立朱台，挂蒲牢于其中，立门楼以冠其秀，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建中初年（约781），池州太守张岩，因仰慕地藏僧德，施舍甚厚，并奏请朝廷移旧额“化城”，置于该寺。贞元十年（794），僧地藏圆寂，跏趺石函，3年后体貌如生，僧众视为菩萨示现，又因其俗姓金，尊称“金地藏”，建肉身塔（即地藏塔）供奉。九华山从此辟为佛教道场，香火不绝。
自唐一代，九华山及其周围陆续兴建了海会寺、庆恩寺、法乐院、仙隐庵、妙峰寺、多宝寺、承天寺、崇圣寺、妙音寺、福海寺、圆寂寺、福安院、双峰庵、九子寺、无相寺、龙池庵等20余座寺庵。它们多分布在山麓、后山及青阳县城附近一带。化城寺周围佛寺稀少。唐诗僧冷然在《宿化城寺》诗中所描绘的“佛寺孤存千嶂间”的景象，说明当时九华山的腹地（今九华街）还比较荒凉，前山佛教尚处在羽翼未丰、影响微弱的阶段。
会昌年间（841一846），武宗李炎兴道灭佛（佛教史称“会昌法难”）。九华山虽远离京都，但山区周围亦受到“唐武法难”的冲击，近10余座寺院被毁，但山上化城寺的香火仍延续。
唐代九华山僧人中，继新罗僧地藏后，名僧有胜瑜、智英、道济、超永、卓庵等，诗僧有神颖、应物、冷然、齐己等。
唐代，佛教禅宗和律宗已传人九华。曾在安禅峰（又名禅师峰）结茅居庵（原为莲花庵，后改为福安院）达50年之久的道济禅师即是禅宗门徒。建于唐光启元年（885）的青阳城内的“南禅寺”（后称承天寺），属禅宗。唐广明元年（880）释宝月将其师悟化禅师创建的西竺庵改为妙峰寺，该寺属临济正宗，从唐迄清末历传76世。
唐代，九华山律宗僧人居住于禅寺之中，与禅僧共修一堂，其后各朝代亦如此。
唐代九华山释檀号“广度男女”，金地藏圆寂时“有尼来侍”，说明山中已有比丘尼即“二堂”出家修行。但唐以后历宋、元、明、清四朝各种史料及山志未见有比丘尼出家于山中的记载。
3、宋元佛教
宋代一反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以加强国内的统治力量。由于地处江南的九华山区处于宋代的保护措施之下，故九华山区的佛教相应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宋天禧三年（1019）,“是岁度僧二十三万百二十一七人。尼万五千六百四十三人”（《佛祖统纪》）。据统计，宋代九华山寺院在晚唐和五代的基础上发展到40余座，其中前山和后山新建著名寺院有净居寺、圣泉寺、广胜寺、广福寺、天台寺、翠峰寺、曹溪寺、龙安院、五台院、永福寺、兴教寺等，先后被朝廷赐额的有12座。以化城寺为中心开始出现“宝塔香灯诸洞见，石楼钟馨半天闻”的兴盛局面。天台高处也陆续建成一批寺院，宗果禅师在《游天台》的诗中描述道：“踏遍天台不作声，钟声一柞万山鸣。五钗松拥仙坛盖，九朵莲开佛国城。”当时一派“佛国”景象。
一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禅师来山传法，如临济宗杨岐派高僧宗果，曾来山传临济宗法。此外，宋代九华山僧人中有影响者还有玉田、寂祖、云泽、宏济等人。而这一时期活跃于九华山诗坛上的名僧清宿，受五代僧人圆证的委托，主持“九华诗社”。另一诗僧希坦则著有《九华诗集》传世。寒碧、了机、率庵等人留有诗作。
元代90余年间，“藏传佛教曾受到空前尊崇。历辈元帝，往往屈万乘之尊，尽师敬之节，荣宠护卫，无所不用其致”。汉地的佛教无甚发展，九华山佛教基本上保持宋时状况。同时还新建了一批寺庙，如西峰堂、成德堂等。较有名的僧人有智津、如理等。
至元代末，有真观和尚（号无象）以临济禅师的身份来山，曾住持化城寺，人称“无象禅师”。元末，长江中下游一带爆发了持续10余年的朱元璋、陈有谅、张士诚等多支农民军参加的农民战争，无数古刹名寺偎烬于劫难之中，成了残垣断壁、碎石瓦砾之地。九华山所在的池州全境成为主要战场之一，信众无法朝山，山僧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困境。寺宇长期失修，有的被毁。元末明初的三四十年里很多寺院内无和尚，佛教一度衰落。
4、明代佛教
朱明王朝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甚为“宽容大度”。朱元璋有当过八年和尚的特殊经历，故深知熟谙佛教具有“绳顽御恶”、“佐王纲而理善道”等巨大社会功能，亲自撰写《心经序》等赞颂佛教的文章80余篇，收录于《御制护法集》中，同时他对佛教杂秽污浊之流弊洞察秋毫，大力整伤僧纪，革除弊端，立酷刑峻法以治之。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一七月、二十七年（1394）正月，先后颁布《申明佛教榜册》和《榜示佛教条例》。“两册”内容提要条分如下：
（1）禅、讲、教（瑜伽）诸宗僧人，各承宗派，集众为寺。不许散居及入市村。
（2）僧人不许以化缘为由，奔走市村，强求利养。违者，首僧处斩，从僧点刺充军。
（3）自榜示发布之日起，僧人敢有不入丛林，仍前私蓄眷属，潜住民间者，一经查实，袅首示众。容隐窝藏者，流三千里。
（4）严禁住持及一切散僧交结官府，阿附权贵，悦俗为朋。违者，治以重罪。
（5）僧人有妻室者，许诸人捶辱并索钞五十锭。如无钱钞，打死勿论。
（6）僧人有妻室而愿还俗者，听；愿弃离修行者，亦听。若既不还俗又不弃离，许里甲邻人擒拿赴官。询私容隐不拿者，发边远充军。
（7）僧人犯罪，受擒拿前，必须先脱去僧服。
（8）僧人必须精进办道。有志愿不混时俗、深人危山、结庐静性、发愤苦修者，一、二人则听，三、四人则不许。栖岩、屋树、庐野之隐修者，所在只准搭容身之茅蓬，不准创聚众之屋庐。
（9）瑜伽之教，显密之法，非垢秽之躯所能为。是故，严禁民间世俗人等仿瑜伽僧行显密法事。
（10）瑜伽僧赴应世俗，所酬之资，每日每僧五百文；主馨、写疏、召请三执事，各一千文。其间，若不依规范科仪做法事，首僧及从者一并治罪。
（11）钦赐田地，粮税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粮税，仍免杂派。僧人不许充当差役。
（12）秀才并诸色人等，不得无故进入寺院，坐食僧人粥饭。违者治罪。
朱元璋在《榜示佛教条例》颁行之日，特别申诫：“榜示之后，官民僧俗，敢有妄论乖为者，处以极刑。钦此！”
朱元璋还取消了番僧喇嘛的种种特权，一改元朝专祟藏传佛教的流弊，使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处于平等的地位。朱元璋以下明代诸帝，基本上沿袭洪武旧制。但明中叶之后，“酷刑峻法”开始松弛，佛教界相对清泰的局面，因即位皇帝的好恶而发生变化。如“世宗立，复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后世宗崇道教，益黝浮屠，自是番僧鲜立中国者”。
在明朝重视佛教的大背景下，汉传佛教之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九华山佛教亦步人隆兴时期。明代，九华山新建和重修的寺庵有天台寺、招隐寺、德云庵、真如庵、竹云庵、上庵山房、石庵、远俗山房、养真山房等30余座。化城寺盆地寺宇林立，成为九华山佛教的中心。主刹化城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立丛林制度后，逐渐发展为拥有东西两序七十二座寮房的大丛林。全山范围内的寺庵（包括前山和后山的茅蓬、精舍等）达100余座。常住山上的僧侣日益增多，朝山信众岁无虚日。至此，九华山已同山西的五台、四川的峨眉、浙江的普陀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其“香火之旺，甲于天下”，又为“江表诸山之冠”。
16世纪到17世纪，明皇室对九华山佛教多方扶持。洪武二十四年，赐额修葺化城寺；永乐二十年（1422），明成祖封妙峰寺妙广和尚为“护国瑜伽上师”，并赐金斓衣；景泰年间（1450一1456），救封净居寺住持圆慧为“大度禅师”，诏名僧道泰进京，任北京万寿寺戒坛宗师，道泰后返九华山。天顺元年（1457），时任化城寺住持的道泰和尚段于寺内，景帝朱祁钮特派遣使者持他的“谕文”专程上山致祭。宣德二年（1427）、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一年（1603），又屡赐银修复化城寺和肉身殿；万历十四年、二十七年，先后降旨颁赐《藏经》于九华山；祟祯三年（1630），救封万年禅寺（百岁宫）的已故海玉和尚为“应身菩萨”。
明代僧人中禅居寺院、着重弘法修持者甚多，如宗琳、法鉴、福庆、道泰、龙庵、佛智、性莲、智旭等人都相继传法阐学于九华。其中智旭为明末四高僧之一，于崇祯十年（1637）居九华山华严庵，次年写成《梵网合注》等佛学著作，并在芙蓉阁建华严期（又称“华严大会”)，登坛演讲《华严经》和《地藏本愿经》。僧人中诗文著名者有道泰（著有《集钟鼎古文韵选》5卷，辑有《禅林类聚》20卷）、智仁（著有《雪花集》）、忍草、敬简（著有《百桃园集韵》l卷）、禅渡（著有《塔影集》）等，他们的诗作大都古稚风致，惜多已失传。明代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金地藏为地藏菩萨应化及其道场在九华山之说，已经在僧俗两界确立。从此，中国佛教独特的地藏菩萨信仰，形成了以九华山为传播弘扬的中自，并在南方产生了众多的民间民俗信仰方式。
5、清代佛教
清代佛教政策继承明代。清帝王虽然对喇嘛教十分推崇，但对汉地佛教也极力崇信。世祖顺治曾召玉琳国师到京说法，并命选僧1500人从其受戒，以表示对汉族地区佛教的扶持。其次，圣祖康熙出巡常住名山巨刹，并赋诗题字、撰制碑文，以示对佛教的兴趣浓厚。
康熙四十三年（1704），朝廷派包衣昂邦赫奕、内侍李环、太仆寺少卿格尔芬到九华山进香，“赐银三百两”。次年又赐御书“九华圣境”。四十八年（1709）再次派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乌尔胡到九华山进香，并赐银百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帝赐御书“芬陀普教”，并遣钦差普福（江宁布政使）朝山进香。
地方官府也对九华山佛教以大力支持二清初，九华山戒坛乏人，安徽巡抚（曾任池州知府）喻成龙亲往浮山（安徽极阳县境内），三请兴斧和尚来九华，“始获提倡宗风，敷演戒律”。
由于官绅和信徒的捐助，清中叶全山新建和扩建了众多寺宇，化城寺拥有72所寮房，其中一些寮房又自称“禅林”或“禅院”，后相继分衍出祇园寺、百岁宫、东崖寺等丛林，寺僧达三四千人之多。周赞在（《九华山志·化城寺僧寮图记》中写道：“天下佛寺之盛，千僧极矣。乃九华化城寺，当承平时，寺僧且三四千人。寺不能容，则分东西两序；又不能容，各分十余寮至六一七十寮之多。于是各立门户”,“香火之盛甲于天下”。
清咸丰三年至同治二年（1853一1863），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九华山一带，加之太平军的反佛行为，致使大多数寺宇毁于战乱之中，化城寺周围仅剩10余所寮房。但佛教主刹化城寺住持，传至步云禅师已309代。据2007年发现的步云禅师墓志铭记载，步云禅师于道光十八年（1838）圆寂，足见禅宗在九华山的传承十分悠久。
此后，清廷陆续用30多年时间恢复九华山佛教。光绪年间，朝廷向九华山甘露寺、百岁宫等寺3次颁赐《龙藏》各一部。绅商及信徒也竞相捐输。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1889一1891）贵池信士刘含芳经手募缘修建化城寺的钱币即达16300余络（1络为古币一千文）。当时修复的寺院20余座，并兴建了一些茅蓬、精舍。至清末九华全山有寺庙达150余座，其中有名的新寺是旃檀林、九莲庵、天然庵、天池庵、华云庵、吉祥寺、心安寺、松树庵、西竺庵等。祇园寺、甘露寺、东崖寺、百岁宫四大丛林开始形成。清末，九华山佛教对外扩展交流已发生，或依托本山本寺积累的资本，在外地建寺院或购买不动产（如庄田）；或依托本山本僧的名气威望，兼任他地寺院住持，如智妙等。
清代九华山佛教以禅宗为盛，其中临济、曹洞二宗相峙，以临济宗占优势。康熙六年（1667）临济名僧玉琳（通琇）国师朝礼九华，传教说法，受他的影响，其高徒宗衍建的“上禅堂”，洞安建的“甘露庵”（甘露寺的前称）均先后成为丛林。明末清初，临济僧人古涧从普陀山来九华，住莲花洞数十年，倡导农禅，饭依者日众，遂成丛林。咸同年间（1851一1874）百岁宫住持僧宝悟同江南诸寺的宝初、宝月、宝印等被禅门称为“临济四宝”。清《高僧传》称他们是“弘演化道”,“一时宗匠”。清末，江南禅门“五老”之一的清铬（冶开）、近代高僧虚云等各传禅道于九华，一时宗风大盛。
曹洞一系，人清以来在九华山渐有崛起。释明雪（瑞白）住持聚龙庵，是清初有名的宗师，为曹洞宗云门系第二十八世。光绪年间，祇园寺住持大概是曹洞宗有名的禅宿。其后，释宽慈、宽扬等相继整肃禅规，继续保持“临济宗、曹洞法”的状况。百岁宫从释明雪起，“演二十八字”，自成一系，发展为曹洞宗的另一分支。至清末、民国初住持僧月朗被尊为第四十一世传人。
清代九华山僧人中能诗工书者有杜多、敬简、力堂、心静、尘空、了然、神驹等。名僧有洞安、明雪、兴斧、隆山、圣传、月霞、宝悟、大根等。
6、民国佛教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五四运动中，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庙产兴学”运动；同时，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和教师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反帝反封建口号，其中包括对宗教的批判和排斥。此时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寺庙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九华山区因远离京城，寺庙虽有兴废，但仍保持着佛教名山的格局。
民国2年（1913）年，青阳县佛教分会成立，次年易名为九华山佛教会。该会为“本山总机关，由丛寮组织之。性质与地方自治相近”。其管辖范围，不仅远至上海的庙产和江、浙的寺院庄田，还包括青阳县和九华山区境内的寺庙，并延伸到邻县的部分寺庙，即北至铜陵县大通和悦洲的莲花寺，西北至贵池县的低岭庵（即乐善寺），南至石台县鱼龙洞的观音庵。此时及稍后一段时期内，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上层人士却给予佛教以关注和支持。民国6年（1917），黎元洪为肉身宝殿、万年禅寺分别题写匾额，并赠给两寺《藏经》各一部；民国13年（1924），段祺瑞为祇园寺题匾；民国22年（1933），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祇园寺大雄宝殿题匾；民国26年（1937），蒋介石为乐善寺题词“宣扬佛典”。在国民党上层集团的推崇下，九华山佛教又得以振兴。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香火的旺盛和施主的捐输，寺院经济发展较快，九华山佛教曾有短暂的兴隆。这一时期全山的寺庵仍有150余座。百岁宫、东崖禅寺、祇园寺、甘露寺、上禅堂、莲花寺、乐善寺等相继发展成为九华山七大丛林，无相寺、慧居寺、旃檀林等重修和扩建，安单接众，也初具丛林规模。民国8年（1919）后，中闵园一带新建了与僧寺隔离的茅庵、精舍，一批比丘尼人住修行，从而结束了九华山自唐以后长期没有比丘尼的历史。民国时期，九华山僧人还先后在上海、江苏、浙江及本省建有寺院。这个时期，九华山的名僧有：心坚（法华寺住持）、容虚（东崖寺住持）、月朗（百岁宫住持）、宽扬（祇园寺住持）、果建（无相寺住持）、定慧（东崖寺住持）、义方（天台寺住持），他们弘扬佛法，重视僧伽教育和佛学研究。民国18年（1929）一民国23年（1934），容虚倡议并主力、“江南九华山佛学院”，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僧伽人才，受到中华全国佛教总会的嘉奖。义方法师在山上研习明版《藏经》8年；容虚法师研究日本佛教，均颇有心得。民国10年，时年18岁的白圣在九华山地藏庵礼龙岩法师剃度出家，取法名东富，字白圣，号洁人。同年，白圣在祇园寺受戒。
民国18年，白圣在九华山法华寺开讲大座，讲维摩经。民国26年（1937），白圣于宁波接圆瑛长老法，为临济宗四十一世。后到台湾弘法，曾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会长、世界佛教华僧会主席团主席等职。
在此期间佛教界一些著名高僧先后参访九华山，其中有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太虚大师，西藏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圆瑛法师等人。近代名僧太虚大师于民国18年（1929）礼拜地藏肉身塔（殿），兼作佛教考察。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民国20年（1931）10月朝礼九华。中华全国佛教总会会长圆瑛于民国22年（1933）由上海来九华，参加祇园寺受戒法会并充任尊证阿阇黎。近代佛教律学者、著名画家、音乐家弘一法师于民国23年（1934）朝礼九华，并为《地藏菩萨垂迹图》题赞（原图12幅，由詹士侯居士绘），后刊印发行。
九华山同国外佛教界亦有交往，继清末高丽贡使赵玉坡居士来山朝礼之后，民国22年（1933），印度、朝鲜、日本等国均有僧人来九华朝圣、受戒。
民国26年（1937）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江南大部地区沦陷，九华山佛教面临困境。寺院在外地的地租收入锐减，香客稀少，僧人生活窘迫，寺宇失修。民国29年（1940），日本侵略军进山扫荡，东崖下院、法华寺、九莲庵等6座寺庙被炸毁，一名比丘尼被杀害。政局动荡，九华山佛教元气大伤，香烟冷落，僧尼生活清苦异常。
7、新中国成立后佛教
新中国成立初期，九华山存有寺庙90余座，僧尼200余人。九华山佛教的格局仍然是继续维持历史上前山（九华街、天台、闵园）、后山（青阳县朱备镇）一个整体。前山、后山住持可以统一调整调动，九华山佛教会的领导班子由前山和后山寺院负责人共同组成。为保护佛教名山，人民政府在九华山建立了管理机构，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解散旧的九华山佛教会，由各寺庙召开代表会议处理佛教内部事务，领导和组织广大僧尼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1949年7月，全山各寺庙长老（住持）组成联席会议。1950年设代表制，一批中下层僧尼被选为代表。代表会议定期召开，听取传达政府的大政方针，民主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组织“佛教徒学习会”，提高爱国主义觉悟。
“土地改革”后，全山僧尼同当地农民同等分得山林和田地，实行农禅并重，但寺院作为佛教场所仍由僧尼管理。1951年，多数僧尼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组。1955年成立了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僧人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些年迈或身有残疾而失去劳力的僧尼，由政府给予常年救济和临时生活补助。
1950年10月，九华山佛教成立了“抗美援朝支会工作组”，入会僧尼约200人。
1951年3月20日，174名僧人（占前山僧人总数的70%）参加“拥护抗美援朝示威大会”,5名青年僧徒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山僧人制订了爱国公约，发出《告全国佛教同胞书》，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写慰问信、赠慰问袋，还捐款1800万元（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币），为抗美援朝购买“中国佛教号”飞机。
政府还组织僧人和村民两方面代表人物成立了“九华山文物古迹保管委员会”，使大部分寺院和文物得到保护。1952一1957年，政府拨款重点维修祇园寺、化城寺等9座寺庙。
1953年和1957年，释义方代表九华山佛教徒参加了第一、二届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并先后担任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委员。释正善、比丘尼能德等人先后担任青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释慧德、普慧、济善、善根、宗信等人先后任政协青阳县委员会委员。
1956一1957年，九华山接连举行几次重大佛事活动。1956年农历四月初八（释迎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诞辰）先后举行了普佛法会；同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了孟兰盆会，中央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新闻纪录片。1957年7月举行水陆法会，祝愿世界和平；同年农历七月三十日前后，举行了有百余名佛教徒参加的拜经忏、念佛一七、放焰口、打普佛等共计57台佛事活动，各地上山的香客达9000余人。
1958年，九华山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九华公社（社址柯村）所属的佛教生产大队。1962年，九华山佛教徒召开第一次佛教代表大会，成立佛教协会，释宏瑞任会长，释守田、正善为副会长。1965年，佛教协会召开第二届代表会议，选举直纯为会长，释仁德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九华山佛教协会停止活动。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一部分寺庵遭拆毁，有的失修或失火倒塌，有的被占用；佛像被砸，香火禁绝；一些僧尼被迫还俗或外流；有的被视为“牛鬼蛇神”，以致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
1978年以来，政府认真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对“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11起冤假错案进行清理，予以纠正；为8名僧尼平反，并陆续安排以往被迫离山的9名佛教徒返回寺院。佛教界中一些代表人物，经协商安排，有4人被选为省、市、县、乡等各级人大代表，5人任省、市、县各级政协常委或委员，4名比丘尼担任了各级妇联委员，他们同各界人士一起共商与管理国家大事。经过拨乱反正，九华山佛教出现了新的面貌。
1979年，九华山佛教协会恢复活动。1983—1984年，国务院、安徽省人民政府先后发文，确定九华山9座名刹化城寺、肉身殿、百岁宫、甘露寺、祇园寺、天台寺、旃檀林、慧居寺、上禅堂为全国重点寺院，二圣殿等30座寺院为省级重点寺院。这些寺院都在政府拨款和佛教信徒的资助下得到不同程度的维修。其中大修的有7座，祇园寺、肉身殿、慧居寺、百岁宫等24座寺庙的佛像都已上漆、装金或重塑，同时重修被拆毁的“龙池庵”，被占用的寺宇也全部归还给佛教协会管理。这些寺院都相继开放为佛教徒活动和宗教旅游观光场所，僧人和信众常年举行各种佛事活动。
1984年，祇园寺恢复丛林制，按照一定手续接纳阪依弟子。1986年9月，举行了祇园寺新任住持升座仪式，仁德住持主持受戒，来自各地的僧尼、居士1158人分别受沙弥戒、比丘戒和菩萨戒。1982一1987年，九华山佛教先后吸收新教徒50余名。截至1987年底，全山常住僧尼共计360余人。
九华山佛教协会组织佛教徒参加力所能及的农副业生产和服务性劳动及寺院管理工作，如采茶、育林、种药、兴办历史文物展览馆和佛教接待社，增加了寺庙收益，又为旅游业做了贡献。广大佛教徒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保护名胜古迹，资助修桥、铺路，捐款救灾，认购国库券，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九华山佛教协会加强了对僧尼“爱国爱教”的教育，开展佛学研究。1981年，九华山佛教协会成立佛学研究组，聘请海内外名僧来山讲经说法。1982年选派10余名青年僧尼到外地佛学院学习培训。1985年5月至1986年4月，安徽省九华山僧伽培训班在祇园寺（后移至甘露寺）举办，第一期结业学生有24人。1990年，九华山佛学院成立。同年，经中国佛教协会研定，全国首届汉传佛教寺院执事进修班在九华山佛学院举办。1991年，九华山佛教协会会同九华山管理处举行“金地藏生平活动论证会”，开拓了九华山佛教界开展金地藏研究新局面。
1990年9月17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夫人程邦炽专程来九华山视察，参观了祇园寺、百岁宫、甘露寺、肉身殿、九华莲社等寺院和九华山文物馆、凤凰松等景点，参加了九华山第八届庙会期间举办的十王殿落成典礼和十王殿地藏铜佛像揭幕仪式、九华山佛学院开学典礼等几项大型佛事活动，并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对九华山佛教事业的发展和这些法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1995年，仁德法师发起在九华山筹建99米地藏菩萨大铜像，此倡议得到了李瑞环、王光英、叶选平、赵朴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信众的支持。1998年10月获建设部、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1999年选定基址于大觉寺遗址处，并于9月9日（七月三十日）举行奠基仪式。2002年9月，大铜像工程由闵园大觉寺移址到柯村狮子峰西麓地段。2003年2月，九华山佛教协会委托池州市政府代建，2005年3月正式破土动工，2012年建成。
九华山对外开放后，九华山佛教界与国内外佛教界交往日益密切，先后接待了来自北美、西欧、日本、东南亚等数十个国家和中国港澳地区的近百个佛教界人士朝山团，世界僧伽协会副主席、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广恰，香港宝莲禅寺住持圣一、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等先后多次来山结缘，热心支持九华山佛教事业。
